被搁置的哀丧

2014-08-09 20:42:55   来源:直面   评论:0 点击: [收藏]

苦难总会临到我们,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,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它持有怎样的态度,以及作出怎样的 回应。人并不被发生的事情所注定,我们过怎样的生活,取决于我们对发生的事持有怎样的态度、作出怎样的反应。
阿平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,他的公司一直发展得很好,但最近开始萧条起来,生意每况愈下。二十来年驰骋商场,阿平经历了多少坎坎坷坷,每次他都能凭着 自己的能力让公司“起死回生”。但这次不同,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公司濒临倒闭,他竟无动于衷,不想做任何努力去作挽回。阿平之所以前来寻求心理咨询,是因 为他想弄明白,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,是公司,还是他自己?

  面谈进行了几次之后,一个隐藏的事件浮现出来:就在一年以前,阿平18岁的女儿自杀身亡。当时她还是大二学生,因为失恋,在一个夜晚,她从宿舍楼跳了下来。第二天早晨,人们看到,在阳光之下,她残损的躯体像一棵被砍伐的树,倒伏在人行道边。

  接到噩耗,阿平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接着,他就被悲伤、愤怒、羞耻、自责的情绪淹没了。他匆匆赶到学校,快速处理了此事,又匆匆赶回家,草草安葬了女儿。 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,没有丧葬的仪式,没有通知任何亲友,甚至,阿平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。然后,阿平就赶回自己的公司,重新投身到生意中 去。

  丧失女儿之后,阿平和妻子平日都会避免谈及他们的女儿,怕引起对方的伤心。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留着一个位缺,即使后来他们领养了一个孩子,那个位缺也没 有真正得到填补。阿平总是试图说服自己: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”。但是,他和妻子都意识到,女儿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。虽然他们日常生活中小心翼翼地回避谈 及女儿,但梦中却对女儿意绕魂牵。虽然家中所有与女儿有关的物品都被搬走了,但女儿的言谈身影还萦绕在他们的记忆里,弥漫在周围空气里。为了忘却,阿平拚 命工作。一度,他以为自己已经忘掉了。但过了一段时间,阿平身上开始有了一些变化:他时而会对温柔体贴的妻子发火,时而会在办公室当着员工的面摔东西。事 后,他又为自己的这些行为后悔和自责。这样的事多了,妻子跟他说话越来越少了,尽量避免触碰到他,公司的员工也开始回避他,暗中有点人心惶惶。他的生意开 始走下坡路。这一切,阿平看在眼里,但让他焦虑的并不是情况变得越来越糟,而是,他发现自己在对这种情况,竟然不想做任何努力去改变点什么,挽回点什么。 为什么会这样?对此阿平自己感到莫名其妙。

多年以前,我在厦门的一个心理辅导中心接待了困扰的阿平,跟他经历了几次面谈辅导。一年以后,我到美国修读心理学,这场辅导就中断了。在汤普生 (Earl Thompson)教授的“哀丧辅导”的课上,我回想跟阿平经历的那个心理辅导过程,更加深切地意识到,阿平内心里未经处理的哀丧,是导致他个人危机的深 层根源。

在这里,我读到鲍比(John Bowby)在他的《丧失》(Loss)中进行的分析,他说,处于哀丧的人往往会“不顾一切地投身于一场社会、政治运动中去,试图把自己从发生的丧失事件 中抽离出来,好让自己从伤痛恢复过来”。但是,这样做不能使他们内心的哀伤得到适当的表达,反而被忽略了,被搁置起来了,而这种未能表达的哀丧之情会一直 潜伏于心,给当事人造成更加深切且隐而不察的损害。阿平的情形正是如此,他内心有一个“没有完成的哀丧”,在暗中从内到外影响着他,使他在生活中的一切摆 脱伤痛的努力都变得无效,甚至事与愿违。这正是鲍比在《丧失》里所描述的情况:“那些把哀丧搁置起来以至于延误掉的成年人通常是过度自信的类型。他们引以 自傲的是,独立自强与自我控制;他们不喜欢多愁善感,把流泪视为脆弱。在生活中遭遇丧失的时候,出于过强的自尊,他们会独自承扛,表现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 生的样子。他们一如既往地忙碌,有效率地做事,让周围的人看到,他们能把一切处理得体体面面。但是,敏感的观察者会注意到,他们内心紧张不安,常常会情绪 失控。他们不愿有人提及丧逝的亲人,回避会让他们想到不幸事件的事物,哪怕是出于良好的意愿,人们都不该向他们表达同情或提及那件事情。然而,伴随这些而 来的是,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症状:头痛、心悸、身体疼痛,经常出现失眠,恶梦不断”。这些正是我在阿平身上观察到的情况——他有自足型的性格,把哀伤的情 感隐藏在心里,绝不暴露自己的弱点,用理性控制自己的生活,让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然而,女儿的自杀却是他掌控不了的事件,对此,他感到既悲伤又羞耻又 自责,他无法接受,也不愿面对,更没有找到什么方式来表达丧失女儿的哀伤。就这样,阿平带着“没有完成的哀丧”,在生活中强撑着应付一切,在他的内部却受 到自己觉察不到的损害,并且以各样情绪和身体的症状反映出来。

在中国社会,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,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去做生意,把孩子交给上一辈人(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)照顾,自己在外 面打拚。一些年后,他们中有些人赚了钱,购了房,就把孩子接过来,家庭得以团聚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阿平的女儿在父母离开之后,跟爷爷奶奶生活了十几年 时间。其间,阿平夫妻也偶尔回老家看看女儿,但发现女儿跟他们的关系变得一次比一次陌生和疏远。按鲍比的依恋理论来看,阿平的女儿过早跟父母中断了依恋关 系,这可能在她的生命里播下焦虑和抑郁的种子。如果她在日后的成长中没有经历医治的过程(生活本身的和心理咨询的),反而在生活中受到某些负面因素的刺 激,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危机。直面的探索发现,许多类型的心理障碍的求助者的生活经验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情况,就是幼年时期经历过跟父母依恋关系中断,这很可 能成为导致他们心理困难的重要根源。

  据阿平讲述,女儿在自杀之前,对男朋友有极强的控制和独占行为,而这可能与她早年被迫与父母分离存在某种联系。事后加以分析,父母长期离开,很可能给她的 心理造成不安全感和被抛弃感,由此让她产生自卑的情绪,对关系缺乏信任。我们发现,父母离开孩子,总会有自己的道理,不外乎“没有办法”,“要多挣些钱, 为了孩子过更好的生活”,等等,但是,面对父母离开,孩子会产生分离焦虑,她内心的体验很可能是:“因为我不够可爱,所以爸爸妈妈不要我了”。但孩子又不 敢表达出来,怕父母责怪自己不懂事,因此,她会强求自己“懂事”,为了“懂事”而压抑自己的需求和情感。长期没有父母的陪伴,她无法跟父母建立起适当的、 满足其安全需求的依恋关系,内心留下一种情感的空缺,而这种空缺会以极端的方式寻求补偿性的满足,用鲍比的词汇来说,就叫“焦虑性关系渴求”。她跟男朋友 建立关系时,会表现出强烈的控制与占有行为,这便是受到无意识代偿需求或“焦虑性关系渴求”的驱动。当男朋友试图摆脱这种被控制、被占有的关系模式,她从 中体验到的是“被抛弃”的感觉,而且,这种体验又与幼年“被父母抛弃”的体验联系起来,并且受到强化,把她投进绝望的情绪,导致她在绝望中自杀。

 事实上,在女儿自杀之前,阿平一度觉察到她身上那种焦虑不安的情绪,也曾想过带她来接受心理咨询,但在他忙碌的事务中,这个念头一闪即逝。女儿死后,阿平 追悔莫及,自责不已,头脑里反复出现一个控制不住的想法:如果带女儿去接受心理咨询,她就不会走到自杀这一步。在女儿活着的时候,阿平像生活中许多人一 样,对自己说,现在很忙,将来有的是时间跟女儿在一起。女儿离开之后,他突然意识到,这些年来,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公司,给女儿的时间和爱却是那样 的少。这种无法表达的后悔和自责,在他的内心里积聚着,成了一种愤怒的情绪,一种要毁掉什么来发泄一通的情绪。据哀丧辅导理论,丧亲者内心里有愤怒,他们 或者用这种愤怒来惩罚自己,或者把这种愤怒倾泻到周围的人身上。而在潜意识里,阿平发泄愤怒的对象是他自己和他一手经营的公司——他恨自己太自私,恨公司 拖累了他,使他没有时间去关心自己的女儿,竟然导致女儿的惨死。伴随这种愤怒和自责的情绪,阿平的潜意识里还产生了一种补偿女儿、给自己赎罪的愿望,他采 用的方式就是对公司不管不顾,让公司(连同自己的生活)成为女儿的殉葬品。当然,阿平的这种行为是出自他的潜意识,目的是用来减轻内心里剧烈的罪疚感的折 磨。他这样做的时候,对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不觉察,因此,他对自己的情况感到“莫名其妙”。

  内疚感是从良心里发出的“悄声细语”,它的功用是让人辨别善恶是非,激励人的德行。但是,并非所有的内疚感都产生良好的作用,还有一种神经质的内疚感,它 出自过于敏感的良心,常常激发人去毁坏自己,以赎清内心被夸大的罪过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,这种神经质的内疚感会用“悄声细语”对潜意识说话:“我需要得 病”或“我需要受苦”。

  在女儿死后,阿平一度陷入激烈冲突:一方面,他不顾一切地投身于工作,不给自己片刻去想女儿的死;但另一方面,他越是把时间和精力投诸生意,良心的折磨就 越发剧烈。如果用语言来描述这种体验,阿平内心的声音是这样的:女儿死了,阿平依然活着,公司依然活着。他办公司做生意,并没有给女儿带来他曾经想当然的 那种幸福,反而剥夺了一个父亲本来可以给女儿的爱。后来,阿平的公司开始出现问题,但阿平却听从了他的潜意识的声音,采取的行为是,听凭问题堆积,也不想 去处理了。这种行为似乎在说:女儿已经死掉了,公司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女儿不能“从死中复活”,何必让公司“起死回生”?因此,阿平让公司垮掉,从现实 角度来看,这是一种损失,但从潜意识层面来看,这却可以缓解阿平内心剧烈的内疚感。因此,阿平对公司不管不顾,其实缘自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,表现为,他试 图通过一种转移或投射的方式,让自己远离可怕事件给他造成的心理冲击。这种心理反应,正如特萝翠(Maria Trozzi)在《跟孩子谈丧失》(Talking with Children about Loss)中所说,“可能暂时使人感到安全和正常一点,但它不是真实的,它来自于一种奇幻思维”,并不能真正帮助阿平度过危机。“切记,”特萝翠继续说, “要想使哀伤减轻,最好的方式不是隐藏哀伤,而是把哀伤表达出来。”

  人生无常,困扰时生。当遭受不明原由的丧失事件的袭击,人们常常发问:“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?”因为它如此痛苦,人们接下来的反应便是,试图调用心理防 御机制来回避它。阿平失掉女儿之后,他没有经历哀丧的过程,反而把失亲之痛压抑下去,掩藏起来,这是造成他心理困扰与生活危机的深层原因。对阿平的辅导, 很重要的是,协助他完成一个被搁置起来的哀丧过程。这个过程包括:

  阿平可以跟妻子一同经历哀丧,接纳彼此的哀伤情绪。阿平可以跟妻子一起谈论他们的女儿,而不是一味回避这个话题。阿平能够接受丧失是人生难免的事情,哀丧 是生命自然的情绪。阿平意识到,他是一个有限的人,会在生活中有所丧失;他具有人的情感,当遭遇丧失的时候,可以表达自己的哀丧之情。我们在生活中损失一 件物品,都会在内心里引起哀丧的情绪,何况我们失丧了亲人。阿平知道,哀丧需要一个过程,任何一种可以被称作哀伤的情绪,都不可能被完全抹去,也不会一下 子得到医治。哀丧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一个人遭遇丧失之痛,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:忘掉它。但不管这种愿望多么强烈,总是不能忘记。或者,他以为忘掉了, 那不过是把它放到潜意识里去了,它还在对我们说话,我们需要觉察它的存在。荣格曾说,每一个人都扛着他自己的整个历史,而他的生命结构里,甚至记录着人类 的历史,而历史参与了我们的现在,每时每刻都在对我们说话。丧失的亲人既是我们的历史,也同时在参与我们的现在。哀丧的过程,也是一条生命领悟的路。当我 们在谈论丧失的亲人,我们也在了解和确认,并给现在的生活赋予新的意义。我们感知到的每一件事情,不论好的、坏的、快乐的、悲伤的,都以某种形式聚集和贮 存在我们生命内部的某个地方。米契尔和安德森(Kenneth R. Mitchell & Herbert Anderson)在《丧失与哀伤》(All Our Losses, All Our Griefs)中说:“适当表达哀伤并不是要让我们完全忘掉丧失的对象,而是让丧失的对象被充分地激活,从而在生活中建立新的关联,创造新的价值。其实, 我们并没有真正失掉所爱的人,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里,这记忆会一直丰富我们的生活,但不必要也不应该占据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。适当的哀丧表明我们既能带 着过去的记忆生活,又能建立新的关系。”

 作为帮助人经历哀丧的辅导者,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谦卑去承认,对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,我们自己并不真正明白。当然,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了,相反,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选择有所作为。例如,如特萝翠所说,“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死亡,但我们可以用诚实和开放的态度来分享对它的理解”。再有, 受苦也是这样一件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事,但我们却可以从受苦中学习,了解它对我们的意义,了解我们作为人的有限,并且学会接受。米契尔和安德森表示,“丧 失以及与其相伴的哀丧都是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,人类无法跨越受苦与死亡的界限,悲伤也是人类无法逃脱的疆域。大体来说,要对‘为什么我们要受苦?’这个人 们总提的问题作出回答,答案其实是简单的:‘我们受苦,是因为我们是人。’”

 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,对我们理解人生,从事哀丧辅导提供了借鉴。苦难总会临到我们,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,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它持有怎样的态度,以及作出怎样的 回应。人并不被发生的事情所注定,我们过怎样的生活,取决于我们对发生的事持有怎样的态度、作出怎样的反应。弗兰克尔(Victor Frankl)曾在他的《人对意义的追寻》(Man’s Search for Meaning)中说,人类的一切的生存条件都可能被剥夺,但“还有一样东西保留下来了,那是人类最后的自由——‘在不管何种境况中选择自己的态度的能 力”。甚至,弗兰克尔表示,人可以在受苦中找到意义,从而“把一场个人悲剧转化成一场胜利,把自我的困境转换成人类的成就”。因此,对于阿平来说,对于任 何人来说都可以如此,一个挫折可以激发一场突破,一场危机里同时含有危险与机会,我们可以做出选择。人生充满得与失,我们正是通过对得与失作出好的回应创 造着生活的意义。生活本身是一个意义采撷的过程,生活事件有“好”有“坏”,并非只有“好”才让人生有意义,“坏”里同样含有意义,甚至含有更深的意义, 这意义需要我们进行深度采撷。

心之藥(药),樂(乐)先行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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